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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渊：1993年，你正式回归北大，回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组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？林毅夫：其实，1988年就开始和平新乔、孙来祥等年轻老师酝酿这件事。1992年夏天，海闻从美国回来教暑期课，我们又酝酿这个想法。当时，小平同志刚刚发表了南方谈话，我们谈起中国要向市场经济转型，总要对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有所了解。到了1993年，我和海闻、易纲、张维迎跟北大提出这个建议，得到吴树青校长的力挺。

第十二章：谁在打压民企高渊：你怎么判断当下的经济形势？林毅夫：我每年都去参加达沃斯论坛，已经不下十次，今年的氛围最特殊。今年的天气可能是最好的一次，没有大雪纷飞，阳光明媚，气温也不太低。但从气氛来讲，可以说是最清淡的一次，而且大家的交谈中也充满了焦虑。

比如，相比房贷，车贷回款更快。一般一单房贷要几十年才能回款，而车贷一般一至三年就可回款。另外，眼下国内的汽车金融市场仍是一片蓝海。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《2018年中国汽车金融公司行业发展报告》显示，截至2018年末，我国总体汽车金融渗透率已达到48%，甚至更高水平，相比2015年约35%的汽车金融渗透率，汽车金融业务正快速提升。

高渊：可以说，你的论文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农村改革的路径正确。在当时陆续发表的论文中，还提出了哪些有意思的观点？林毅夫：1991年，我发表了一篇论文，研究的问题是，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在完成了土改后，随即推行了农业合作化运动，初期推动农业持续增产，但后来导致农业生产停滞、下滑，这种情况在苏联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国内各参与方也在违约中走向成熟。中债资信宏观债市部高级分析师潘紫宸表示，参与主体在违约处置过程中的理性思维正在逐步增强，相较于之前部分主体存在的坐等“兜底式”救助或“舆论式”救助的心理，不少参与方开始尝试不同的处置路径，包括司法救济途径，同时也在寻找外部专业机构的力量。

第八章：一个新理论的诞生高渊：最近这几年，你的新结构经济学越来越引人关注。2015年，经你倡导，北京大学成立了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。两年后，中心升格为研究院，你由主任转任院长。这套理论是什么时候正式提出的？林毅夫：那是2009年，我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一周年的一个内部会议的报告中，我首次将多年研究发展和转型的心得做了介绍，并将这个理论框架命名为新结构经济学。